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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83章 报考中国公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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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当大家四处张罗之时,清政府留日监督处突然传来消息,要求全体学生立即返回日本复课。原来,从风潮初起,清官方就和日本交涉,力求平息事态、安抚学生。一下子,留学生群体分裂成两派,一是归国派,一是复课派,双方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1月11日,两派召开协商会,一致同意以自愿为原则复课,并电告全国。

大批学生返回日本继续读书了,留下的只有几百人。那么,这学还办不办?

姚宏业等人怀揣赶超耶鲁大学、早稻田大学的美好憧憬,决定不改初衷,继续兴办本土大学。将学校定名为“中国公学”。

万事开头难,而前路更难。那一年的旧历春节,干事们在奔波中度过。尽管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演讲,但社会各界对这所新学校多持观望态度,并不给予实质性的支持。

据早期学生张承槱回忆:“当时办学毫无基础,全体同仁遭遇极大困难,同情者虽多,而实际援助者除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捐了数千元外,其他各界毫无表现,全凭我数百人自己解囊相助,大多数困苦不堪,连生活也难于维持了。”

校舍房租每月必付不得拖欠,学生宿舍租在农户家,因为缺钱,两个学生合租一个铺位。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,中国公学竟然颤颤巍巍地开学了。

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,最难的是两点:

一是生源不足。3000人锐减到260人,还不到10%。学生来自13个省,年龄不一、层次不一,同班同学能差出14岁之多!教员配备完全跟不上,有些课程还要请日本教师来讲,再请懂日语的同学做翻译。甚至年龄大一些的学生要给低年级做兼职讲师,颇有点自给自足、自教自学的劲头。这能长久吗?

二是资金匮乏。社会各界持观望态度,有的甚至说办学是假,革命党的阴谋才是真,这样的谣言喧嚣直上,就更没有人敢出钱了。下层盯着中层,中层盯着上层,谁也没有真行动。

这边正焦头烂额,那边开学才不到十天,竟出了一件大事,差点让这新学校夭折!

办学条件艰苦,教学水平也跟不上,有的学生已心生不满。副干事朱剑和部分江苏籍学生发生了点口角,本来也不是大事,互相体谅一下也就过去了。但冲动是魔鬼,朱干事甩了一句难听话:“江苏人闹事,江苏人皆出。”意思是闹事的都滚蛋。

这本来是一句气话,何况朱干事自己就是江苏人。但学生们不干了,认为学校有意排斥,闹着要罢课、要退学。

为避免同室操戈愈演愈烈,朱干事被迫辞职了,但学生们态度坚决拒绝和解,他们带人破坏了学校设施,公开在报纸上声讨攻击中国公学。最终,50多名学生坚决退学,自立门户,组了一个健行公学。

学校诞生仅10天就闹出来的分崩离析,无疑使中国公学的形象大受损害。本来观望的人,这下成了看热闹的,说这帮学生简直就是胡闹,幸亏自己当初没出钱。而更严重的影响是,上海官府本来批付一部分经费,但因为出了这事,已经在走流程的款项,被紧急召回了。

整个事件,姚宏业一直尽力周旋,力求保住中国公学的颜面,但无奈以失败告终,他痛感:“东京之现象既如彼,内地之悲观又如此,此次归国对外之种种大愿,终莫得遂。”

失意失望、郁闷悲痛,姚的脑中渐渐浮现出陈天华的身影。冥冥之中,他萌发了同样的以死明志的念头。

4月5日,姚宏业和干事王敬芳促膝长谈,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尽了。王觉察出不对劲,想着第二天是清明节,就说一起出去散散心,姚一口答应。但第二天敲门时,姚不在屋内。此后7天,杳无音信。

13日,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,说黄浦江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,是个穿西装的中国人。王敬芳、张邦杰等人感觉不妙,立刻赶往医院认尸。但尸体已经膨胀模糊,无法辨认,只从口袋里翻出两枚图章,一个“剑生”,一个“竞生启事”。剑生、竞生是姚的字号,这尸体无疑就是他了。在场之人无不痛哭流涕,无法抑止。

人们在整理姚的遗物时,发现一封事先写好的遗书,字里行间,言辞慷慨,声泪俱下:

“……我愿我死之后,君等勿复念我,而但念我中国公学……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……振起精神,无轻灰心,无争意见,于各事件不完善者补之,不良者改之,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,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。我愿我四万万同胞之官绅、兵士、农工商,贵者施其权、富者施其财,智者施其学问,筹划以共,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……我死后如有知也,愿此一点灵魂与我中国公学共不朽!”

赤子丹心,苍天可鉴。投江这一年,姚宏业不过才25岁。

悲剧发生后,感动了不少人慷慨解囊相助。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,也不得不在1907年夏由两江总督端方拨给上海市郊吴淞炮台公地100余亩土地为校址,大清银行助借10万两白银兴建校舍。

姚宏业几千字的遗书在报纸上发表后,引起社会震动。胡适从报上读到这份遗书。受到极大感动与鼓舞,遂决定报考该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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