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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49章 杀君马者道旁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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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呈所言只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,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。当时,各方反蔡势力都蠢蠢欲动,不仅威胁到他本人,甚至威胁到北大及其学生。具体来看,一是当局将运动“加罪于北大之一校,北大一校之罪加于蔡校长一身”,因此“撤职查办北大校长”在当局几乎是一边倒的主张,而“解散北大”的动议也甚嚣尘上。二是安福系更是磨刀霍霍,当局也明令要“将已释学生送法庭惩办”。三是因北大改革而失意的少数人也欲“乘隙而入”,里应外合,“动摇北大现状”。

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,蔡元培又拿出了他“政治生活中一贯的斗争策略”——辞职。蔡元培在与北洋当局的斗争中,“一面毅然斗争,一面准备在不可为之时作引退之计,难进易退是他行事的一大准则”。总之,对于来自各方的威胁和压力,蔡元培心知肚明,“蔡某不去,难犹未已”,与其被撤职查办,学校、学生以及他本人的安危受到威胁,不如自己辞职更主动,更能息事宁人,也更能表达出一种反抗的姿态。

至于他是否预料到自己的辞职,会引起学生更大规模的行动以致将运动推向高潮,回答肯定是否定的。

蔡元培9日出京前,留下一则启事:“我倦矣!‘杀君马者道旁儿。’……我欲小休矣”,同时声明“北京大学校长之职,已正式辞去……自五月九日起,一切脱离关系”??。

蔡元培前脚刚刚离开北京,这则启事紧接着就在北大学生中传开并被印成传单分发到外校,“挽蔡运动”由此爆发。

与5月4日下午的行动相比,“挽蔡运动”的最初几天,学生是相当理性而克制的,也许是他们意识到,4日行动的过火之处以及蔡元培等人为营救被捕学生所作的承诺,因此他们只是以“呈文”教育部的形式“陈情挽留校长”,派出的学生代表还提出了三条富有建设性的“挽蔡”建议。

这里边还有个插曲,蔡元培在出京时,留下启事中有“杀君马者道旁儿”。

“杀君马者道旁儿”出自《风俗通》。《风俗通》曰;”杀君马者路旁儿也。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,路旁小儿观之,却惊致死。按长吏马肥,观者快之,称者喜其言,驰驱不已,至于死。”

“杀君马者道旁儿”的意思是马跑得很快,路边的看客不停地称赞,马主就不停地加速,结果把马累死了。

蔡元培这一启事究竟是什么意思?学生们理解不了。有人误解为“君者指政府,马者指曹、章,路旁儿指各校学生”。如果对此作这样的解释,那么很明显,蔡元培在怪罪学生。于是学生就此求教当时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。

该教授向学生指出了这一典故的出处和含义。他表示,蔡先生用此语的本心是如果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,“将恐溺身于害”,并无责怪学生的意思。至于“民亦劳止,汔可小休”则取自《毛诗?大雅?民劳》第二章的前两句,意思是说,我已经很是疲劳了,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但如果取全章之义,那么就不仅仅是感叹自己了,而是在议论执政者了。

蔡元培得知此事后,为了消除学生的误解,表明自己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心迹,5月10日,蔡元培在南下途中特地给学生写了一封信。

他信中说道:“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,纯出于爱国之热诚,仆亦国民之一,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?惟在校言校,为国立大学校长者,当然引咎辞职。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,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,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。今幸承教育总长,警察总监之主持,及他校校长之援助,被拘诸生,均经保释,仆所能尽之责,止于此矣,如不辞职,更待何时……惟恐诸君或不见谅,以仆之去职,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,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,以求谅于诸君。”

但是,安福系本来就把蔡元培看作眼中钉,必欲除之而后快,蔡的辞职正中其下怀。因此对于学生的“挽蔡”诉求,当局不仅不明确表态,反而在9日发布了三道气势汹汹的命令。一令“查办”北大校长(这一条后在教育总长的要求下撤销),二令由警察厅将获释学生重新拘捕送交法庭“惩办”,三令“整饬学风”。显而易见的是,在那个敏感的时刻,下达这样的命令无异于火上浇油,于是“挽蔡”运动急剧升温,罢课罢教掀起高潮。

直到14日晚,北洋当局才在各方压力之下发布一道命令,表示对蔡元培所辞“著毋庸议”,所持理由是“妥求善后”“校长职责”。此令明显没有挽蔡的诚意,其言下之意似乎是:五四谁惹的祸谁收拾,别想一走了之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当局与这道命令同时发布的居然还有一道“挽曹挽章”令,对曹、章二人加以抚慰,并且对学生严词恫吓。如此倒行逆施、昏庸蛮悍,不仅再次激怒了师生,也激怒了广大民众。

从15日起,运动迅速升级,从学生“总罢课”到北京各高校校长辞职、教育总长辞职;从学生罢课、教师罢教到工人罢工、商人罢市。运动迅速由教育界扩展到社会各界、各阶层,从北京扩展到上海、天津乃至全国,主题也从“挽蔡”再次上升到“外争主权、内惩国贼”的政治层面。

学生的运动升级以后,北洋当局的态度在表面上有所转变,表态要“留蔡”,同时也多次致电蔡元培本人表示“慰留”。然而,蔡元培对当局的诚意始终存疑,他离京后先到天津,再到上海,一路都处在观望之中,辞职的初衷未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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