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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40章 学科改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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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元培提出了这种办学方式的弊端:一方面,“同时并立,义近骈赘。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,服务社会,恒有互相龃龉之点”,也就是说,这相当于重复建设,资源重叠,又导致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大学的同种专业毕业生形成无必要的竞争;另一方面,高、大、全的学科设置,对大学来讲也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,分散了大学的办学精力和资源。例如,北大五个学科虽然看起来齐备全面,“而每科所设,少者或止一门,多者亦不过三门。欲以有限之经费,博多科之体面,其流弊必至如此”。

蔡元培力排来自各方的阻力,在北大停办了商科,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,并计划将北大法科分出去,独立成立法学专科大学(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)。同时,大力充实北大的文、理两科。在文科中,除原有的中国哲学专业、中文专业、英国文学专业外,又先后增设中国史专业、法国文学专业、德国文学专业、俄国文学专业;在理科,除原有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三门外,又于1917年增设地质学专业。

在蔡元培的领导下,北大建成了一所以文、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。难能可贵的是,蔡元培还提出了“沟通文理”的主张,原因很简单,在蔡元培看来,文、理是不能“分家”的。

例如在他看来,文科的史学、文学均与科学有关;而哲学更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;同样的,理科的各个专业,都与哲学有关。蔡元培认为,哲学应是科学的归宿。同时,有些学科彼此交叉,根本无法以文理来划分。例如,心理学以前从属于哲学,由于后来广泛采用科学试验的方法,归入理科也说得通;再如地理学中的人文方面应属于文科,地质专业的地文方面则属于理科的范畴。

蔡元培批评文理科划分得过于清晰,弊端很大。他认为这造成的后果是,文科生将“因与理科隔绝之故,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,遂不免流于空疏”,理科学生则“以与文科隔绝之故,遂视哲学为无用,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”。这个看法是深刻而富于远见的。蔡元培坚决主张北大应打破学生“专己守残之陋见”,“沟通文理,合为一科”。

1918年9月20日,蔡元培在开学仪式的演讲上说;“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,理科学生轻忽文学、哲学之弊,为沟通文、理两科之计画。”

1919年,蔡元培即废止北大文理科的科别,将原来分属文、理、法三科的14个专业一律改成为系,原来分属于这三科的各系分别改称第一院、第二院、第三院。这个院,不是院系的院,而是大院的院,也就是说,是按各科所在校园内的地域而划分的,并不算做一级机构,从而模糊了专业的概念。

一个没有哲学和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,注定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但在中国近代“救亡图存”的风气之下,在学人中也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思维。蔡元培之所以如此重视文、理两科,并且还如此重视“文理沟通”,他深层次的目的还在于,要扭转当时大学中“重术轻学”“重工轻文理”的偏向,从而为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营造风气。

蔡元培进一步提出,中国近代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亦始终犯了“重术轻学”的毛病。

他说:“中国羡慕外人的,第一次是见其枪炮,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吾们的好。以后又见其器物,知道他的工艺也好。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,知道他的医术也好。有人说,外国技术虽好,但是政治上止有霸道,不及中国仁政。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、行政法等,都比中国进步。于是要学他们的法学、政治学,但是疑他们道学很差,以后详细考查,又知道他们的哲学,亦很有研究的价值。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,于是出洋留学生,日多一日,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了。然而留学生中,专为回国后占地位谋金钱的也很多。所以学工业,预备作技师。学法律,预备考法官,或当律师。学医学,预备行医。只从狭义去做,不问深的理由。”

他进一步说:“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、医生、法官、律师等等,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、医生等,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回去经营,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。……要是但知练习技术,不去研究学术;或一国之中,练习技术的人虽多,研究科学的人很少,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,不能会通改进,发展终属有限。”

简单总结蔡元培的观点,就是既要研究西方的“术”,也要研究西方的“道”,研究西方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方面因素,而不是仅仅把西方人的一些先进技术学到手,就大功告成,富国强民就指日可待。

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,蔡元培作为受过最传统中式教育的知识分子,何以身体力行地做出一些在当时的守旧派看来是惊世骇俗之举。是的,蔡元培要学西方,他就要学到骨子里,而不仅仅是流于泛泛,他要革新中国传统的,是不合时宜的部分,而并非全盘否定、毫无坚持。

当时很多人都高喊教育救国,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论和别人不一样。他在德国莱比锡待了4年,在柏林待了1年,了解德国近代史,了解大学在德国崛起中的作用。所以他的教育救国后来更具体为学术救国。和他从小一块玩大的好哥们吴稚晖说,对蔡元培来说,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,国家就有希望。

而如果学科设置不突出重点,学校没有自己的学术优势,如何能培养出高端人才。

蔡元培希望培养的学者,不仅具学识,尤当有修为。

1918年,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: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,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,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。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,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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