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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4章 梦断紫禁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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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袁说出“约法”两字而大家都感到茫茫困惑的时候,袁克定抢着补充一句:??“金匮石屋。”

大家把脸转了过来看袁,袁则似点头非点头,口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

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,总统继承人的名单上写着三个名字,顺序排列是: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。

段祺瑞这个名字原来写的是袁克定,袁克定是知道这件事的,所以才提议“金匮石屋”。怎知袁世凯病重时却瞒着儿子改为段祺瑞,而袁克定还蒙在鼓里。

袁为什么要在死生俄顷之际修改名单呢?其实这是袁高明之处。他知道他已众叛亲离,还要人拥立他的儿子,岂不是痴人说梦,而他的皇帝位子都保不住,怎能还有家天下。

在他最后一段政治生睚中,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系对他都不忠顺,他怎敢希望北洋诸将会拥护他的儿子!所以他死前及时把袁克定改为段祺瑞。

袁世凯虽是六月六日清晨去世,但不省人事则是六月五日,这一天正是阴历端午节,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,于是又得一证明,因为俗语有“癞蛤蟆难过端午节”。

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:

“民国成立,五载于兹。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,徒以德薄能鲜,心余力绌,于救国救民之素愿,愧未能发摅万一。溯自就任以来,昼作夜息,殚勤擘画,虽国基未固,民困未苏,应革应兴,万端待理;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,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,列强邦交克臻辑治,抚衷稍慰,怀疚仍多。方期及时引退,得以休养林泉,遂我初服;不意感疾,寖至弥留。顾念国事至重,寄托必须得人,依《约法》第二十九条,大总统因故去职,或不能视事时,副总统代行其职权。

“本大总统遵照《约法》,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。副总统忠厚仁明,必能宏济时艰,奠安大局,以补本大总统阙失,而慰全国人民之望。所有京外文武官吏,以及军警士民,尤当共念国步艰难,维持秩序,力保治安,专以国家为重。昔人有言:‘惟生者能自强,则死者为不死’,本大总统犹此志也,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。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。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,内务总长王揖唐。财政总长周自齐。海军总长刘冠雄。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。教育总长张国淦。”

遗令引用了旧《约法》,很明显这遗令不会出自袁世凯。

六月七日,袁遗体大殓,这位有史以来身兼皇帝和总统的袁世凯,头带平天冠,身穿祭天礼服,完全一副“大行皇帝”模样。

这一天,国.务.院通令全国上下下半旗志哀,学校停课一天,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,文武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。

政.府致送袁家属赙仪一百万元。

正是这一天,西南各省悬旗志庆,云南贵州都放鞭炮,奔走相告,国家去一大害,扶老携幼皆大欢喜。

南北两地,对袁的去世形成了尖锐的比对。

袁的灵柩运返彰德,运柩车沿站都停车接受官员祭奠,所以车行甚慢,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才到彰德。

袁死之前,武昌传来一则神话,五月一日大风,东乡招贤镇有龙坠入湖中,粗如巨臂,长达数丈,乌鳞紫甲,怒目强爪。第二天则杳无所见,惟湖水呈深黑色。

毫无疑问,袁世凯是个争论很大的历史人物。

对千夫所指惯为横眉冷对的大思想家文坛巨匠鲁.讯先生,对袁世凯似乎有些宽容。

一九一二年五月,鲁.迅离开故乡,来到京城进入政.府部门任职。

那个时候的北洋政.府并不是十分庞大,一个教育部也就是几十个人。教育部的下层官员的管理和任命,都由当时的总统直接签发委任状。

鲁.迅被任命为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,官职较高,同样也获得了得到了袁世凯总统的正式委任状。这份经过签字的委任状,原件叫任命状。

这样,在教育部当佥事的鲁迅,和总统袁世凯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。

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,在其政.府任职的鲁迅和他有过一次会面。

从一九一二年冬季开始,袁世凯就定下规矩,亲自在总统府举行接见北洋政.府各部推荐的任命官员的仪式。

也就是说,袁要跟自己签字任命的官员们聊聊天,看看他们本身是什么的为人做风。

当时政.府部门人员众多,每日接见三到四批都要持续多日方才接见妥当。

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自然也要进府述职,他由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带领,一大早晨就到了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,拜见权力顶峰的袁。

接见仪式并不繁琐,袁也没有糊弄了事,他要求每一位官员都要讲出自己对于教育的发展意见,他还会点评,遇到有见解的还会派人记录。

这番举动使鲁迅大受震动。

在袁去世之后,没有礼服的鲁.迅,为了祭奠曾经上司,向友人借来了礼服。受教育部指派到总统府吊祭。这是二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有接触联系。

鲁.迅一次见到了活着的袁,一次见到了死去的总统。或许,鲁迅与袁的联系都是间接的或是服务性质的。因此他并没有对袁大加评价,只在作品中略微提过几句。

鲁.迅这样评价袁:“现如今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,对稳定自身统治最为有利。相形之下,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。”

这是一句有褒有贬的评价之语。

后来鲁.讯在《杀错了人》一文中写道:“袁大杀党人,从他那方面看来,是一点没有杀错的,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。”

梁启超在他的《袁世凯之解剖》一文中,痛心疾首地称袁为“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”,不是一个政治家,而是“最糟糕之统治者”。

袁死后,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《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》一文,内中有段话写道:??“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,蔑视《约法》,自制宪法,伪造民意,帝制自为,冀得遂其非分之望。及云南一呼,全国响应,卒于惊怖忧愤以死。迹其致败之由,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。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,袁氏不悟其非,转欲借此以求侥幸,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。今者袁氏死矣。虽然,袁氏之死,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,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,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?”

肯定的说,袁世凯是个努力做事的人。

纵观他的一生,做过很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。尤其是在中国完成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的和平过渡上,他的贡献无人可比。

而另一方面,他也干了很多坏事,比如出卖维新志士迫害革命党人搞垮国会等。他做的最大坏事,莫过于复辟称帝。

笔者在本书开头说过,人非圣贤孰能无过,但有的错是可以犯的,有的错是不能犯的,犯了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在一个封建统治源远流长,缺少民主传统和熏陶的国度里,好不容易在民主制度建设中有那么一点进步,却权欲熏心而拉历史的倒车,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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